最新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将于2021年6月1日施行。回望历史，在一百年前清政府曾制定并施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——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这部法律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，影响深远。清政府制定和施行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与当时预备“立宪”，仿效西方宪政国家纷纷制定各类法律的大背景有关，也是现实环境的迫切需要。
为了维护封建统治，清朝曾对图书出版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控制。但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西方文化逐渐侵入书刊出版领域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机构——商务印书馆，由夏瑞芳创办于上海。商务印书馆开始仅以印刷为主，后来发展到编印教科书、各种工具书，还出版了许多西方学术译著。与此同时，在武汉、广州等大城市，新式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，书刊出版、印刷的种类和数量极大增加。
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主提出了对出版物进行注册登记、要求政府予以保护等要求。虽然当时的清政府民政部准许对出版物进行注册，但即使已经备案的出版物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，盗版事件屡有发生，涉讼成案也在所难免，由于没有具体法律条款可以依据，如何裁定著作权案就成了难题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京城文明书局与金台书局因翻版问题对簿公堂，但因当时尚无著作权方面的专门法，加之又无成案而无法判决，最后只能由双方自行了断，翻版一方认罚息讼。
宣统二年，商务印书馆赴桂林控告广西省城石渠书局侵害其版权、翻印贩卖其编印的教科书7种。桂林地方审判厅经过审理认定，确实是石渠书局知情贩卖，“惟法令尚无明文，难于援引”，所以地方审判厅打算比照商标罚例办理，将案情上呈大理院。大理院因有文明、金台书局讼案在先，致咨民政部，民政部遂建议循成案处理。早在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政府预备“立宪”，此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兴办了很多学堂。学堂因教学之需，编印了很多讲义、教科书，但同时也就出现了盗版翻印学堂讲义、教科书的现象。因教科书事关大体，一些地方大员很快认识到严禁翻印教科书的重要性。宣统元年，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致民政部的咨文中说，湖北法政学堂监督编纂发行校外讲义，“诚恐各省市肆书贾射利翻印，或增损字句，词意两歧，或改换名目，谬戾讹舛，希图蒙混，贻误滋多……”，请民政部转饬各省巡警道：“后凡敝堂印行各种讲义，其版权应专属学堂，无论何人及何项公所学堂不准翻印，违经查出必须究罚……”并随咨文呈送讲义样本30册。民政部对此回复道：“原书尚无违碍之处，应即照准，通饬示禁翻刻”。随后，山东、奉天等地学堂也请援湖北成案，将校外讲义及翻译的各种法律书籍示禁翻刻。不仅是地方督抚，中央机关也因现实案例而意识到了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性。宣统二年三月，修订法律馆听闻京城兴隆街益森印书局私自翻印现行刑律草案，因“此项刑律一俟续呈黄册，奉旨后即需颁行各省，一体遵行，倘校勘讹舛，贻误匪轻”，遂请民政部密行查明销毁，以防私售，如果发现再有其他翻印、以此渔利的也请随时查禁。经外城巡警总厅查访，证实确有此事。但益森印书局在禀文中称：“此项书籍为我国法律通行之标本，并无不准翻印明文”，并且自己是“迫于公益，冒昧将事”，请求贩卖一部分以收回成本。最后，修订法律馆只好出资收回这批书，并重申各种法典陆续出书均应禁止翻版。❖ 修订法律馆为益森印书局私印现行刑律草案请查禁事致民政部咨文（局部）不过，翻印之事却屡禁不止。六月间，修订法律馆又在宝仁堂等书坊发现2种现行律法印本。经巡警厅讯问，查出翻印本约150部之多，在约10个书肆贩卖，且都已售空，一些存货还寄到了奉天贩卖。
学习西方立新法早在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政府农工商部、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了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。《专律》分为“大纲”“印刷人等”“记载物件等”“毁谤”“教唆”“时限”等六章，每章若干条，共41条。其中大纲第一条规定：“京师特设一印刷物件注册局，隶巡警部、商部、学部，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纪载等均须在该局注册。”早在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政府农工商部、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了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。《专律》分为“大纲”“印刷人等”“记载物件等”“毁谤”“教唆”“时限”等六章，每章若干条，共41条。其中大纲第一条规定：“京师特设一印刷物件注册局，隶巡警部、商部、学部，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纪载等均须在该局注册。”当然，《专律》注重的不是对出版物著作权的保护，而是对出版物内容的限制，为统治者提供更多的执法便利。比如，《专律》“毁谤”一章就达19条之多。尽管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只涉及了出版物的注册，对著作权的保护则只字未提，但它还是为《大清著作权律》的制定提供了间接的立法参考。而当时东、西方国家制定的著作权法，则为清政府制定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提供了直接的立法参考。1886年，瑞士政府在伯尔尼通过了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》（简称《伯尔尼公约》），当时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10余个国家签字参加了该公约。此后，西方列强纷纷要求清政府保护出版物的著作权。迫于压力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清政府派驻柏林公使以观察员的身份，参加了伯尔尼公约在柏林召开的修订大会。因此，清政府对当时西方各国的著作权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，并在制定《大清著作权律》时，直接参考了西方各国的著作权法。❖ 1886年9月9日，《伯尔尼公约》在瑞士伯尔尼签署版权声明：本号文章、档案插图、音视频等版权均归“皇史宬”公众号（ID：mingqingdangan）所有，未经授权禁止转载！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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